第一百二十七章 反反工团主义
张国焘略感疑惑:“刘总工就是在青岛办学吧,还是在搞工人子弟的教育吗,最近就是在青岛办了个研究职业教育的学校。”
林时爽当然很清楚这点:“你再找人好好去了解一下,也不要了解太深,不要找政保局的人,也不要去哪个部门调档案,就从公开的消息上查查。对了,还有莫纪彭、郑彼岸、林警魂,就是从前和刘师复一起主张工团主义、要求工会参与经济管理职能的那批人。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北京和青岛都有什么活动吗?和刘师复的往来情况又是怎么样,你去了解一下。”
莫纪彭、郑彼岸、林警魂这些人,都是当年刘师复在潮汕加入社会党的时候,从澳门召集来的同行者,大多都是那时候致力于反清革命的醒天梦剧社和民声报的成员。
后来在社会党的革命运动中,他们多是跟随刘师复负责工运方面的工作,社会党取得中央政权以后,这些人大多数又接着担任了各大产业工会的领导人。
就算在刘师复辞职赋闲以后,通过这一批人,工团主义还是在政府、党委和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里拥有大批追随者和巨大的影响力。
林时爽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行事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一点同样使林时爽事实上帮助林淮唐分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他一直以来都对刘师复主张的工团主义十分警惕,从前由于中国工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少,工团主义在国内一直不成气候。
可这几年,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推进,中国的工业是飞速发展了起来,工人队伍的规模也在急剧扩张。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一些关于工人生活待遇、收入水平、工伤保险和住房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也就逐步浮出水面,正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再加上法国依靠其十分发达的工业实力、雄厚的科教基础,还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推行工团主义看起来也是十分成功,取得了不下于中国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成果。
这一点就让刘师复的工团主义在国内外都得到更强大的支持。
可是工团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林时爽看来,就是工会取代政府,工会代替政府和党委包管一切,且不说这关乎不关乎伸手要权的问题,林时爽认为行政管理也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中央各部委的干部都是从长期革命中慢慢积累经验锻炼出来的,各地工会的干部当然也有很强的能力,但他们应付得来专业领域的活吗?
还有工人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不是没有道理,可也太理想化了。通过一五计划的经验来看,目前中国推行的一长制、厂长和专家治厂制,还是很成功的,收获也很丰硕,那有什么理由要推行大刀阔斧的工团主义改革呢?
今天的工人又不是完全不能参与工厂管理,但真让工人自己来治厂,林时爽也很担心天下大乱是其次,直接打乱一五计划的布局和今天难得的高速发展,岂不是坏了大事。
在刘师复自己主动退出书记局,并且辞去兼任的政府职务以前,林时爽也在私下找刘师复就工团主义的问题谈过一次话,那时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围绕工会该不该独立出来这点谈的话。
林时爽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留刘师复在自己家吃晚饭,林时爽亲自下厨给刘师复准备了一桌他最爱吃的素斋斋饭,谈话间刘师复就又提到那一点——
“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我承认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工人和企业利益一致,但具体而言,在企业和工人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公私利益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宜否定,否则也就谈不上时爽你常说的公私兼顾了,如果不承认工人私利的存在,还哪有什么公私兼顾?
在有关工人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在劳动条件的问题上,公私利益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矛盾,所以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依然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还需要执行保护工人群众利益任务的客观基础。”
刘师复坚持认为社会党是社会党、政府是政府、工会是工会,三者是三个具有不同性质、不同作用和不同工作方法的组织,绝不能混为一谈。
党组织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它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多个阶级的利益,党的领导作用是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来指挥工会。
国营工厂中的行政组织,是代表国家管理工厂、执行生产计划的机关。厂长具有最后决定权,但厂长管理和领导生产最好是通过工人委员会。
工会则是代表着工人利益的一个群众组织,负有监督企业行政领导,避免官僚主义和决策错误的责任。
刘师复一直认为,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三者必须相互独立,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社会党对政府和工会的
领导,应该是通过社会党在政府和工会中的党员、党组织来实现,而不是说社会党可以直接对政府和工会下达命令。
刘师复跟林时爽说的很直接:“时爽,我和你直说吧,我以为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社会党希望工会去办什么事情,可以,但必须由社会党在工会中的党员去宣传、去说服群众,最后使工人们愿意支持这个决定,才能把社会党想办的事变成工人决定去办的事,绝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指挥工会办某事。
如果那样,工会成了行政的附庸,唯命是听,唯上是从,一点独立性都没有,还要什么工会?你让君汉直接把工会改成工厂的职工科、企业的政治部算了。”
林时爽给刘师复的答案,则是:“你要搞清楚,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日常利益之间,我们该选择什么?这问题很清楚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对抗、不存在剥削压迫,工会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组织工人,从各方面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这是最重要的,在次要的方面,工会再去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去满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刘师复不满道:“什么算合理的要求,什么算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当年要高绳芝给工人补发工资,是算合理还是算不合理啊。”
那天林时爽和刘师复两人谈的很不投机,最后一桌饭菜刘师复也没有吃几口就离开了。双方观点根本就谈不拢,刘师复坚持要求保持工会的独立性,这在林时爽看来就是要为工会将来取代政府的管理职能做铺垫了。
两人不欢而散,这次谈话也让刘师复意识到中央在工会问题上已经完全不打算按照他的想法实行进一步的改革,最终才促使了刘师复在政治理想失意以后,主动放弃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在政府中担任的种种要职,选择回归到最普通的工运活动里去。
林时爽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正相反,他很有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一面,他和刘师复一样,同样对工人群众充满同情,然而林时爽也坚持认为只有先将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业发展搞定了,才有余力去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顺序不能颠倒,更不能为了少部分工人不合理的要求,耽误了一五计划的生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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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爽当然很清楚这点:“你再找人好好去了解一下,也不要了解太深,不要找政保局的人,也不要去哪个部门调档案,就从公开的消息上查查。对了,还有莫纪彭、郑彼岸、林警魂,就是从前和刘师复一起主张工团主义、要求工会参与经济管理职能的那批人。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北京和青岛都有什么活动吗?和刘师复的往来情况又是怎么样,你去了解一下。”
莫纪彭、郑彼岸、林警魂这些人,都是当年刘师复在潮汕加入社会党的时候,从澳门召集来的同行者,大多都是那时候致力于反清革命的醒天梦剧社和民声报的成员。
后来在社会党的革命运动中,他们多是跟随刘师复负责工运方面的工作,社会党取得中央政权以后,这些人大多数又接着担任了各大产业工会的领导人。
就算在刘师复辞职赋闲以后,通过这一批人,工团主义还是在政府、党委和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里拥有大批追随者和巨大的影响力。
林时爽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行事特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一点同样使林时爽事实上帮助林淮唐分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他一直以来都对刘师复主张的工团主义十分警惕,从前由于中国工人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少,工团主义在国内一直不成气候。
可这几年,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推进,中国的工业是飞速发展了起来,工人队伍的规模也在急剧扩张。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一些关于工人生活待遇、收入水平、工伤保险和住房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也就逐步浮出水面,正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再加上法国依靠其十分发达的工业实力、雄厚的科教基础,还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推行工团主义看起来也是十分成功,取得了不下于中国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成果。
这一点就让刘师复的工团主义在国内外都得到更强大的支持。
可是工团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在林时爽看来,就是工会取代政府,工会代替政府和党委包管一切,且不说这关乎不关乎伸手要权的问题,林时爽认为行政管理也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中央各部委的干部都是从长期革命中慢慢积累经验锻炼出来的,各地工会的干部当然也有很强的能力,但他们应付得来专业领域的活吗?
还有工人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不是没有道理,可也太理想化了。通过一五计划的经验来看,目前中国推行的一长制、厂长和专家治厂制,还是很成功的,收获也很丰硕,那有什么理由要推行大刀阔斧的工团主义改革呢?
今天的工人又不是完全不能参与工厂管理,但真让工人自己来治厂,林时爽也很担心天下大乱是其次,直接打乱一五计划的布局和今天难得的高速发展,岂不是坏了大事。
在刘师复自己主动退出书记局,并且辞去兼任的政府职务以前,林时爽也在私下找刘师复就工团主义的问题谈过一次话,那时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围绕工会该不该独立出来这点谈的话。
林时爽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留刘师复在自己家吃晚饭,林时爽亲自下厨给刘师复准备了一桌他最爱吃的素斋斋饭,谈话间刘师复就又提到那一点——
“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
我承认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工人和企业利益一致,但具体而言,在企业和工人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公私利益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宜否定,否则也就谈不上时爽你常说的公私兼顾了,如果不承认工人私利的存在,还哪有什么公私兼顾?
在有关工人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在劳动条件的问题上,公私利益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矛盾,所以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依然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还需要执行保护工人群众利益任务的客观基础。”
刘师复坚持认为社会党是社会党、政府是政府、工会是工会,三者是三个具有不同性质、不同作用和不同工作方法的组织,绝不能混为一谈。
党组织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它代表着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多个阶级的利益,党的领导作用是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来指挥工会。
国营工厂中的行政组织,是代表国家管理工厂、执行生产计划的机关。厂长具有最后决定权,但厂长管理和领导生产最好是通过工人委员会。
工会则是代表着工人利益的一个群众组织,负有监督企业行政领导,避免官僚主义和决策错误的责任。
刘师复一直认为,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三者必须相互独立,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社会党对政府和工会的
领导,应该是通过社会党在政府和工会中的党员、党组织来实现,而不是说社会党可以直接对政府和工会下达命令。
刘师复跟林时爽说的很直接:“时爽,我和你直说吧,我以为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社会党希望工会去办什么事情,可以,但必须由社会党在工会中的党员去宣传、去说服群众,最后使工人们愿意支持这个决定,才能把社会党想办的事变成工人决定去办的事,绝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指挥工会办某事。
如果那样,工会成了行政的附庸,唯命是听,唯上是从,一点独立性都没有,还要什么工会?你让君汉直接把工会改成工厂的职工科、企业的政治部算了。”
林时爽给刘师复的答案,则是:“你要搞清楚,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日常利益之间,我们该选择什么?这问题很清楚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对抗、不存在剥削压迫,工会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组织工人,从各方面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这是最重要的,在次要的方面,工会再去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去满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刘师复不满道:“什么算合理的要求,什么算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当年要高绳芝给工人补发工资,是算合理还是算不合理啊。”
那天林时爽和刘师复两人谈的很不投机,最后一桌饭菜刘师复也没有吃几口就离开了。双方观点根本就谈不拢,刘师复坚持要求保持工会的独立性,这在林时爽看来就是要为工会将来取代政府的管理职能做铺垫了。
两人不欢而散,这次谈话也让刘师复意识到中央在工会问题上已经完全不打算按照他的想法实行进一步的改革,最终才促使了刘师复在政治理想失意以后,主动放弃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在政府中担任的种种要职,选择回归到最普通的工运活动里去。
林时爽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正相反,他很有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一面,他和刘师复一样,同样对工人群众充满同情,然而林时爽也坚持认为只有先将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业发展搞定了,才有余力去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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